尽管胶囊公寓争议颇多，前景迷离，但黄日新为来北京寻梦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简易、独立的家的想法和做法是值得所有人敬仰的。如果多一些人像他一样，勇于为现实中多数人的问题多想办法、多实践，可能就真的滴水穿石，走出一条新的路来

　　回首2010年，房价高企，物价飞涨，房租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最“遭罪”的当属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那些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他们中不少人因为收入低而付不起房租离开北京转去二线城市去实现梦想，也有不少人因为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望而止步。

　　在人们为了节省房租而到处奔波搬家的时候，有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黄日新琢磨着为到一线城市寻找梦想的年轻人做点事情，他通过借鉴日本的经济旅宿模式而推出了胶囊公寓，希望能为刚来北京奋斗而囊中羞涩的年轻人降低租房成本。

　　一年之中，黄老相继推出了三代胶囊公寓，从设计到施工，从招租到管理，黄老都亲力亲为。但是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他，当第三代胶囊公寓建成并得到很多人肯定的时候，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不允许住宅打隔断出租，再次打断黄老胶囊公寓的梦想。

　　2010年底，黄老召开新闻发布会，胶囊公寓因国家政策的出台而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因而宣布停业。

　　黄日新坦言，目前看来，“胶囊公寓”的推出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来住的人挺多，但是我一直都在往里贴钱。一共赔进去10万块钱，那是我和老伴两年的退休金，人家弱势群体来住了，又不好意思问人家多要钱，只能很便宜地租出去。我年事已高，不能再有什么精力去跑东跑西，也想清闲一下子。我承认这条路是失败了。”

　　此时的黄老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事业放下，他想与开发商合作，改造转租为卖，在第三套胶囊公寓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再设计，推出全新的第四代胶囊公寓。

　　在第三代胶囊公寓停业的这段时间，黄老仔细研究住建部的新规定，发现其中一条，不能打隔断出租的住房是限制城市国有土地，并没有说包括城乡接合部农民自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制土地。

　　黄老感觉到事业还能继续下去，眼前一亮，继续设计第四代胶囊公寓以及胶囊公寓的管理规划。

　　黄老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尽管他自己都认为起初胶囊公寓的某些想法有时候也有些不符合实际，但是他在不断地改善、不断地探索，黄老通过研究日本的胶囊公寓设计出更适合中国人习惯和居住的胶囊公寓。

　　日本的“胶囊公寓”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日本为了解决加班晚了赶不上末班车及酒后不能开车的人临时住宿过夜的一种快节奏的旅宿形式。经过30多年的发展，逐步完善。由于高度节省空间及运营成本，低碳、环保形式的先进模式，现已被许多国家的商家及人们所接受，是大多低收入人群及游客的经济旅宿场所。

　　黄老设计的胶囊公寓更适合短期居住，而非日本的胶囊旅社适合临时居住，结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进行设计，并收取最少的租金，让刚出来打拼的年轻人不为租金烦恼。

　　胶囊公寓：要做来京寻梦的跳板

　　是什么原因让黄日新老人有做胶囊公寓的想法？

　　黄老说：“我当时看了一本书《蚁族》，很受触动，讲的是有6个年轻人住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里，连窗户都没有。我受了很大的触动，我也有孩子，有的在外地，有的在国外，如果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肯定是要流泪的。当时就想真的有人住在这样的地方吗？我就真的去找到了那个地方，结果真的是像看到了书上说的那些情况。看到唐家岭那住的蚁族们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做胶囊公寓的。那环境和条件都很差，我很受感触，当时就流泪了，我感觉这些年轻人闯北京，圆自己建设祖国的梦，真是太不容易了。当时我问住在那里的年轻人都赚多少钱？有的说实习赚800块钱，有的赚1000多，都是外地刚来北京的。家里的条件多好啊，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啊？那几个年轻人说，不行，我们有自己的梦想，一定要来北京试一试。”临走的时候，他想和居住在那里的几个人合影，但被其中一个青年拒绝了，他说：“假如照片被媒体发表了，我的亲人看到我住在这样的地方，心里得多难受、多揪心啊。”听到这里黄日新忍不住流泪了，这种情况下，他想用他的胶囊公寓给他们解决这一问题。

　　黄老认为，胶囊公寓是他给来北京奋斗的年轻人的跳板，让他们花很少的钱租房找工作，度过最为艰难的时期，让他们不为租房花钱而放弃梦想。

　　黄老设计的第一代胶囊公寓是位于安定门的后肖家胡同，小楼不足100米的地方就是北京四环路的滚滚车流。是由平房改造的。这个有72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房屋本是黄家私房，黄老花了18万元重建，自己设计装修，建成了可自由组合的四套“豪华”胶囊公寓。公寓左手边是厨房和洗澡间，热水器、洗衣机、微波炉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再往里走，左右分别有两个防盗门，将房间分成两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一间容纳了双人床的胶囊房间和一个可单独出租的阁楼，胶囊房间外是公共空间，整套房间可以拆成4户分别出租。这是豪华版的胶囊公寓。

　　黄老已为自己设计的胶囊公寓申请了专利，并注册了“黄日新胶囊”商标。但第一代胶囊公寓属于豪华版的胶囊公寓，黄老觉得不适合蚁族们生活，因为价钱比较高。于是正式推出了第二代胶囊公寓。

　　第二代胶囊公寓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建好推出之后，共8个胶囊房间，每间“公寓”长2.4米、宽0.72米、高两米，租金每月200多元。8个胶囊房间都住满了的情况下黄老觉得他的这个想法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了。但是这个时候，北京出台了一个政策，出租房管理条例，规定人均住宅面积楼房是10平方米，平房4平方米，当时黄老的第二代胶囊公寓没有达到管理条例所约束的条件，黄老是在7平方米的地方摆了3个胶囊房间，当时黄老就把它拆了，5万块钱就没了。

　　经过多方寻觅之后，黄老将第三代胶囊公寓落户麻峪东街，扩大了空间，增加了设施。黄老介绍，第三代胶囊公寓有1.6米宽的胶囊房间做了2个，1.2米宽的胶囊房间做了6个，共8个房间。席梦思、卫生间、淋浴，基本的生活需要都能满足，比第二代的条件好了很多倍。第三代胶囊公寓位于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参差不齐的小楼、错落的电线、随处可见的出租小广告，使这里显得有些杂乱无章。然而，随着北京著名的北漂聚集地——唐家岭的拆迁，越来越多的、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们，开始聚集到这里，过着低成本、高志向的奋斗生活。

　　感受和感动

　　黄老看着在胶囊公寓住着的年轻人，个个斗志昂扬，心怀梦想，看到他们找到满意的工作，能为社会奉献一份力量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胶囊公寓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是有意义的，一年之中，很多年轻人都感谢黄老在他们奋斗初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独立、安全的家。

　　经营胶囊公寓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令黄老记忆深刻。他说，胶囊公寓给带着梦想来北京的青年以希望。“曾经有一个吉林大学的高材生来到北京，找工作一定不成问题的，香饽饽，到北京来实现梦想，想展示他的才干。但是他当时买完火车票来北京，口袋里只有1500块钱，住前门的一个旅店，50块钱一天，住了两天，工作还没有找到，招聘会没赶上，门路也没找到。住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有危机感了，联系了我，我就350块钱一个月租给他一个大间胶囊，十几天后，他找到工作了，在房山找到了工作，一个月3000块钱，走的时候，很感激地跟我说，这个胶囊公寓给了我找工作的时间。这时候我觉得我的胶囊公寓是有市场的，也是有意义的。”

　　黄日新认为，胶囊公寓的特点是保护隐私的、独立的、保护人权的建筑物，年轻的大学生都要有个私人空间，胶囊公寓虽然小，但是能保证独立性、安全性，还安装了防盗门。他的胶囊公寓也得到了社会学家的肯定。上海大学某教授说过：“在房价日益攀升的时候，胶囊公寓可能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研究所某主任说：“这种胶囊公寓的形式值得推广。”这些认可使他更坚定决心要继续做下去。

　　住建部出新规，胶囊公寓何去何从？

　　2010年12月1日，住建部公布新规：住房不能打隔断出租，大量的媒体都报道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黄老说：“我感觉有点害怕了，第二代胶囊公寓不符合规定，新规定又让第三代胶囊公寓没有了希望，我当时都不想办下去了，因为继续做下去，得不到政府的认可，更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投资方会觉得这是非法的，肯定也不会投入这项事业。”

　　黄老说：“当时我就很困惑，觉得胶囊公寓我没法管了，就想把胶囊公寓交给政府，让政府来管这件事情。我就和几个记者去了石景山人民政府，向政府相关人员表达捐赠意愿后，被告知捐赠应与民政部门联系。我给民政部门相关捐赠部门打电话，结果相关工作人员说胶囊公寓不在捐献范围之内。”

　　在向政府表达捐赠意愿之前，黄老曾与《蚁族》作者、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联系，协商如果政府不要，就把“胶囊”捐给廉教授作研究：“如果廉教授也不接受，黄老希望通过媒体征集愿意接受的单位和个人，黄老打算无偿送出去，但要考核接受人是否符合条件，要真正能管理起‘胶囊’给流动人口居住，还要从中摸索经验，年末要提交经营报告给黄老。”

　　黄老曾经又找到一个短期公寓出租的单位，打算送给他们，但是他们也不接受，对方说因为政策在这儿，不能要。

　　最后，黄老说：“我就要拍卖，废品公司要1000块钱给我，我花了三四万建的，要1000块钱给我，我是肯定不会卖的。”

　　后来有个老板联系黄日新，要买胶囊公寓。“当时合同差点就签了，签合同那天，那个老板拿了好多材料来，我一看，前面是黄日新胶囊公寓，后面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森林开发之类的。我一听，坏了，这是拿我的名字给他做广告呢，当时一个记者拿出日本的胶囊公寓给这个老板看，这个老板看好了日本胶囊，不干我这个胶囊了，这个事情就一拍两散了，他和我的意念不一样，我的意念是做公益的，他的意念是赚钱。”

　　纠结中现转机

　　在胶囊公寓停业期间，黄日新仔细研究了住建部的政策。“其中发现了一条，这个政策管的是城市国有土地，就是只管城内的土地，城外的农民自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制土地，我的胶囊公寓是盖在这个地方的。这时候我又振奋了，要重新盖我的胶囊公寓，这和政策没有矛盾。”

　　这个发现让黄老眼睛一亮，决定继续他的梦想。

　　他说：“很多流动人口住不起城市里的房子，大多会选择在城乡接合部租房作为过渡，农村的很多房子条件很差，假如我的胶囊公寓在农村办，把农村的房子改造一下，做成胶囊，配置上淋浴器、厨房、饭厅等必备物品和空间，将农村很恶劣的条件改善，我有想法和农民合作这件事情。这对城市弱势流动人口是一个帮助，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居之所。同时我还要招一些志愿者，我年纪大了，没有能力管理了，让这些志愿者来管理。”

　　黄日新也打算将第三代胶囊公寓完善、改进，同愿意合作的开发商合作，建立胶囊公寓用以出售，面积在16平方米到30平方米之间，“房子总价低，付得起首付，市场前景很可观。”

　　各方热议胶囊公寓

　　人民日报评论员表示，在目前房价不断被推高至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背景下，黄日新推出“胶囊公寓”，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而是对高房价的一种反讽。

　　《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刘仰指出，“胶囊公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出现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产物。他表示，除了胶囊公寓以外，在深圳还出现了“集装箱房屋”、“大树屋”等，这都是房地产市场价格畸高所造成的。

　　“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认为，胶囊公寓作秀的成分大一些。空间太狭窄，北京市人口达到5000万的时候也许会有市场，目前的人口密度没有达到，没有这样的需求。根据我爱我家监测数据，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目前在北京市场上的租价是2400元左右，住4个人，一个人600元的租金，稍微一般的白领都可以承受。如果实在承受不了，可以到五六环外租房子，最后摊下来才几百块钱。胡景晖表示，不一定要通过这种途径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现在有120万套房子在出租的状态当中。另外，北京市去年盖了5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屋，8万套，今年要盖1.6万套。也就是说，未来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会发展很大，因此，真正用到胶囊公寓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时表示，老人也是好心，为我们社会考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