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追求超过现实需要，城市化就失去了其本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可能变形或者变异成过度的城市化。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2月14日《人民日报》）

　　尽管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我们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 但是，当你看到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时，恐怕会被利益受损和“城市病”日益蔓延而感到心疼吧？

　　而与“城市化大跃进”相伴随的是各地的大规划、大景观、大扩张。这不仅严重违背了城市发展的规律，也制造出一系列违背民众意愿和祸害民众利益的“产品”，隐藏其后的就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圈地工程。

　　我们真的需要183个国际大都市吗？建设部高官曾指责一些地方脱离实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笔者看来，这种指责可以看作是对183个国际大都市的批判，因为其同样难逃政绩工程的嫌疑。

　　为什么明知“大跃进”不符民意、不合国情，有些地方还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大张旗鼓地大上快上？笔者以为，这是一些地方官员为个人目的，置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的必然结果。对于各地纷纷争夺名人故里的怪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下定义为“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根据这样的思路，笔者以为，可以把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归为权力的场面美学。说到底，离开了权力的推动，所谓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是不可想象的。

　　之所以说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是权力“场面美学”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原因有二。一是有的地方和部门由于受利益机制的驱动，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盲目提出一些好大喜功的口号，制定一些脱离实际的计划，而且层层加码，签订目标责任状，并以此作为考核、奖惩、提拔干部的主要依据。下属为了完成目标，搞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最终的后果就是一任领导班子的辉煌政绩，造成几届班子的沉重包袱。二是我们没有看到对民生的重视，相反，仅仅由于一项拍脑袋决策加重而不是舒缓了民生压力，甚至把百姓拉入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陷阱之中。

　　1月25日，温家宝总理邀请11位基层群众就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发表意见。温总理说，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我想，正在规划建设的这183个“国际大都市”，都应该听一听群众意见，如果群众不满意，还是别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