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和在清华大学取得“公共政策”专业硕士学位的H朋友见面，陪另外几位来自外地的朋友夜游水木清华，从梁思成先生的雕像一转弯便是一个小湖，众人在长椅上稍作休息。不知是谁，将话题转到了保障性住房。

　　来自深圳媒体圈的A先生谈起深圳保障房市场，该市住建局已经查处了三批涉嫌造假骗购保障房的申报人，下发了300多份《行政处罚预告知书》，这些虚假申报者中，不乏身家千万的富豪级人物。

　　“你说这些骗购有钱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呢？”年届不惑的A先生尚留有知识愤青的气质。民众缺乏基本的社会道德，是保障房频出问题的源头。

　　W先生却并不认同A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不应该将保障房分配中出现的道德缺失完全归咎于民众。他认为，保障房建设出现问题的源头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缺失。

　　“首先，不少企业就一直在钻政策的空子。”根据W所指，某大型央企正在北京寸土寸金的西直门地区打着保障房旗号大建“企业自建房”。这也造成了民众在心理上的失衡。

　　“其实，各地大建保障房实际上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事，体量巨大任务又急，制度与进度的错位是当前保障房从建设到分配等各环节的问题根源。”W先生说，不仅是民众和企业在骗，实际上政府也在“骗”。有媒体披露，河南、江苏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2011年保障房建设目标，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舍、企业员工宿舍等，也统统都纳入保障房的统计数据。福建龙岩公务员“团购”保障房事件、电力公司集资建保障房，这些公权力下的保障性住房资源侵占，难道说，都是民众道德缺失造成的吗？

　　研读公共政策的H朋友也认为，过于强调民众的道德缺失不妥，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到底骗购保障房的民众是为了什么？无外乎利益寻租。这也说明，关于保障房的公共政策的缺失更加严重，而许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都缺乏考量，百密一疏。而并不完善的保障房政策，实际是在将纷繁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将具有人格特征的政策执行者、社会民众去人格化，就比如说财产和家庭情况申报，都涉及到民众心理、操作难度等。H有些忿忿地说：“现在许多问题都归结为监管不力，但是政策的缺失，将政策监管、执行变得更加艰难。”

　　政策的完善和民众的道德其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H先生强调，其实政策与制度的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保障房“骗”的问题。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了修改后的《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通过对为住房保障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责任单位巨额罚款、对骗购的申请人终身不再受理其购买保障性住房或者购房补贴的严厉措施，加大了单位和个人双方的“骗保”成本。显然从制度上先行一步。

　　H还认为，政府必须在保障房的相关信息上做到绝对的透明。从要建多少房，到建了多少房、有没有完成既定目标，再到这些房给谁住，所有的信息越公开真实，民众的怀疑度才能越低。最近，上海就将拆迁安置房列入保障房范畴，得到了漂亮的数据。但排队轮候保障房的上海民众就提出了怀疑，“为什么建了这么多，还没我的份”。北京的不少民众也开始变得敏感：“2008年申请的，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结果？”种种不信任感，也正是造成民众道德缺失走向“骗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