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5月8日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西部论坛上表示：“一个房子能卖80万元，你就不要卖50万元，卖50万元太糟蹋它了。一个社会要富起来，就要靠每一个物都要尽其用，只要有人出高价，我就把它卖到尽可能高的价位”，这句话是他用来反对推行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的理由：不能物尽其用。稍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又在“2009年上海论坛”上说，经适房容易滋生腐败和不公平分配，完全没必要存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很有点“替天行道”的味道）两位大佬从不同角度指出房子“经济适用”和“限价”的种种悖谬之处，结论当然是政府应当废止这两种房子投向市场。

　　谁都知道价格变化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数字符号和财富转移的游戏，它并不会产生真正的财富增长。可是茅先生却说“一个社会要富起来”，就要“能卖80万元，就不要卖50万元”，好像开发商富了，社会就自然富了，或者只要老百姓高价接了货，就实现“物尽其用”了。

　　要实现这个过程，有一个技术环节不能省略，因为50万元可以卖的东西你要让大家80万元买下，那就要向社会反复灌输它的价值被低估了，它将来会值100万元、150万元甚至更多。于是乎，在这样的气氛中，大家基于对未来的乐观设想，把当下全部搭进去。而茅先生心目中的最高理想，经济繁荣也就实现了。至于它持久不持久，本身上健康与否，和经济学家就没关系了。

　　更要命的还有这个逻辑的推广：一只奶牛你就是要把它的奶挤光，不挤它还痒痒；政府的税收既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能收80万元，干吗只收50万元呢？

　　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当然是反对各种“限制”的，“限价房”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只要限制资本逐利，限制企业家在这个社会“纵横驰骋”、施展才华，就不能说得到自由主义的精髓。茅先生显然主张经济自由，反对限制企业利润。可土地是有限的，如果穷人都被赶到保障房里，而商品房市场因为富人支撑一路走高，最终让太多工薪阶层甚至中产阶级也高不可攀，或者穷其一生成为房奴，就一定合理吗？同样的失败在教育和医疗上也存在，如果政府不能平均分配资源，就必然限制行业的利润，难道舍此还有他法？

　　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当然是存在问题的，比如成本居高不下、房屋质量过低。一方面是政府实质性支持还不够，另一方面是开发商低利润下的懈怠，也不排除开发商用失败的案例倒逼政府。但总体上限制利润让更多的人进入市场的思路并没有错，要的只是切实的改进方法和加大执行的决心。

　　我毫不怀疑中国的有钱人多到能够支撑一个长期繁荣的地产牛市，却怀疑这个市场能解决多少人的住房问题；我也完全赞同茅先生说的不能只指责开发商的观点，但我也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以人性自私为起点的，并不是以人性本恶为起点的。假如谁都是可以原谅的，那么公共政策就毫无约束和改进的余地和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