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北京市提出兴建现代都市农业，集游览、休闲、高产于一体的高科技农业生态园由此兴起。一排排隐藏在生态大棚下的农家别墅拔地而起。今年4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下达封杀令。5月，京郊各区县纷纷酝酿大面积的强拆对策。

　　据初步统计，全市至少有1万余栋生态房。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的估算，这种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涉及金额高达数十亿元。除了这些显在损失之外，众多业主所面临的索赔困境，多方主体的责任纠纷，被破坏的耕地谁来出资复耕等等，都是不容回避的棘手问题。显而易见，遭遇“烂尾”的，决不仅仅是这些生态大棚下的农家别墅。

　　从农业生态园到农家别墅的流变，有着强劲的内在利益冲动。“村民受益，业主舒心，开发商和村委会也有利可图”，挂在开发商嘴边的这句话，述说着农家别墅曾经的皆大欢喜。也正因为这样的“多赢”局面，让所有参与的主体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本应知晓的常识：土地流转还未充分市场化，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容任何名义的逾越。农家别墅在破土动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贴上了“非法”的标签。

　　从相关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频遭突破，到各方利益主体的无所顾忌，利益因素不过是“添加剂”。政策的游离不定，监管的时有时无，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一，相关部门对违规建设的监管缺少即时性。既然是确定无疑的非法建筑，在生态房兴建之初就应给予最严厉的封杀。防患于未然，其实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一种管理。让人不解的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生态房从零星的现象，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投机行为，居然没有遭遇过真正强有力的制止。

　　其次，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是一种隐患。关于生态房的政策依据，开发商与相关部门各有说法。在生态房的管理上，各级政府以及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模糊不清，甚至相互打架的现象，相关政策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刚性。这便给资本的介入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最终演化成一个利益涉及广泛的社会事件。

　　至关重要的是，负有监管之责的相关部门始终没有明晰的态度。从开发商的“巨大想象空间”，到镇政府的“只能政策引导”，再到眼下的“封杀令”，反映出监管部门所释放的信号缺少执行力。镇政府表示，“光叫停就不下10次”，看来是有心无力，其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在牵制？

　　京郊农家别墅事件，可能还在不同的地方重演着。当务之急，首先是恢复被占土地的耕地性质，继而启动问责制，最后，还应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历史的重演。毕竟，这样的代价太过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