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问责”终向公众期待已久的法制化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下简称《规定》），这是自2003年非典时期全面启动问责制以来，中央出台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相对完善的文件规定。

　　《规定》对问责范围、问责内容、问责程序等均有明确的阐述，而这些细致的条例，终让那些由于公权力缺位、越位、错位而造成的问题，有了责任追究的权威依据。《规定》将问责内容细化成7条问责情形，使那些决策失误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者，甚至用人不当者，皆无任何逃避追责的借口——所谓“出发点是好的，方法是不对的”一类的托词，在明明白白的《规定》面前找不到落脚处。

　　让“干部问责”不再流于口号或是敷衍作秀，这是公众一直以来所期望的结果。刚性的法规当有利于问责程序的落实，有利于打破“干部问责”的“潜规则”。《规定》要求被问责者根据所担责任大小，或“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免职”，要求“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公开”。在“透明问责”的努力下，那些以简单的内部批评代替公开问责，以异地做官来应付追责的种种“为官者计”，虽不可能立刻消弭于无形，但也不至于敢公然与法规抗衡。

　　不过，上述种种还不是“问责制”的终极目标，在回答了“向谁问责”和“透明问责”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还必须回答“谁来问责”这个问题。

　　谁来问责？这是问责制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回答不好，有再多的行政法规，甚至法律制度，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无法遏止干部问责过程中屡见不鲜的异地做官、复出升迁。谁来问责？既然问责问的是权力的缺位、越位和错位，权力监督机构当是问责的决定机构，权力的监督者当是问责者。

　　目前，作为一部行政法规，《规定》的效力还取决于地方的行政执行力，而地方的行政执行力，除了仰仗基层官员的智慧，更基于社会公众监督的力度。尽管，《规定》明确了“干部问责”的公开法则，但“问责事件”的公开与否、透明的程度，仍然取决于行政机构自身。如果问责者不明确，问责权利不保障，“公开问责”就很容易受到来自体制内的压力和阻力，所谓公开往往演变成有限或是有条件的公开。前不久的“重庆高考民族加分事件”即是一例，公众千呼万唤，“加分事件”所涉责任官员、公务员，迟迟不露庐山真面目。

　　在此《规定》出台以前，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尝试推行“问责制”，但往往是现实的结果达不到公众的期待，盖因问责制的形式大过内容。要让问责制落到实处，应当在加强“透明问责”的同时，思考并回答“谁来问责”，明确“问责决定机关”性质，明晰公民在“干部问责”中的角色和地位。

　　期待“问责制”带来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