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在人们之间传递，北京市确保保障性住宅建设占全市住宅供地面积的50%以上，占全市住宅新开工建设套数的50%以上，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所采取的积极措施令人鼓舞。

　　与北京相比，全国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据报道，两会期间七成网友首选住房问题要向总理提问，两会期间房价关注量是去年的13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地产商集体失语，他们或为人大代表或为政协委员，不是没有提案就是将房价问题推给市场，声称“房价不是由我们开发商决定的，是由市场来定的”（3月13日本报两会报道）。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非开发商的代表委员们对房价问题建言献策的同时，开发商们倒避而不谈了。如果外行们讨论了半天都没谈到点子上，为什么内行们不愿意主动进行纠偏呢？是因为民意难违，还是不屑一争，抑或苟且避过风头，再从长计议？高价地的诞生让人更多地想到的是后者。

　　新春之际，拿钱砸一块地，并没有什么错，理直气壮。更何况任志强先生已经有言在先——“如果你不是中高收入阶层，你就别在这儿谈房地产市场，这个市场和你没有什么关系”（《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但我们依然清晰地记得，全国两会期间地方政要纷纷表态，要“下大力气带好头”，调控房价。上海、广东、海南、重庆等都有类似铿锵有力的豪言。此类表态让想当房奴还没当房奴的人们听起来多么地开心和宽慰啊。可土地成交火爆，又怎能降下房价来呢？莫非要把卖地交上来的钱与购房者分享，让大家都升格为“中高收入阶层”？如是，则何其快哉。

　　须知，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种新的迁徙已经开始，那就是逃离大都市。

　　逃离显得有些狼狈。他们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这个城市的事，更没有作奸犯科，他们都曾经带着梦想和浪漫来到这些城市，也曾经为这些城市的包容和大度添加注脚，甚至也可以不谦虚地说为这个城市做出了贡献，包括作为官员们考核政绩的GDP。但是，终于有一天，他们开始逃离了。

　　逃离的原因千千万，但几乎每个人都要说出其中一条即生活成本太高，生活成本高的最主要因素则是买房成本高。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抑制房价的好消息，但每一次的抑制都带来新的反弹。当人们偶尔听说房价下降的消息时，还没来得及高兴，仔细一看，原来房价从来没有降过，只不过某个时间段其涨幅降下来了，而收入的涨幅依然跟不上房价的涨幅，这有什么意义呢？

　　最初我们只是抱怨房地产商唯利是图。今天，要抱怨的已经不止于此。有报道称，过去小区居民维权能够一呼百应，大家对房屋质量问题的零容忍几乎是众口一词，今天，小区的业主们也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人因为担心小区房屋质量被曝光后影响到其租售利益开始自发地维护本小区的“品牌”，将“负面消息”封锁在本小区内。开发商们当然乐得合不拢嘴。

　　仿佛“楼脆脆”“压力差”等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而那些企图与房价进行抗争的人则渐渐成为“沉默的大多数”，逃离大都市成为最悲哀最无奈的选择。

　　逃离大都市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是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所以有人说了，买不起房回老家买吧。此言不谬。谁也不奢求走到一个城市就能居者有其屋。但不幸的是，有的人老家就在这里。如果不能在城市拆迁改造中分得一杯羹，那他们该往哪里逃呢？而且，很多人本来安贫乐道，并不想跻身“中高收入阶层”，相信被劝回家的主要指那些北上南下闯世界的打工者，他们甚至某些时候被简单地归结为“低质量”的消费者，他们的逃离似乎还能让城市的管理者心安：谁让你没本事呢！可上海的一篇报道已经告诉我们，那些被城市管理者们许以种种优惠而吸引回来的“高级人才”也开始逃离了——政府给予的几十万元安家费根本就无法安家。

　　《经济学家》对世界132个城市生活成本的调查显示，上海的生活成本由2008年的第45位升至2009年第40位。离第一名还有很大距离，但以上海的速度，一年升五位，也就差十年了。

　　十年，还有多少高价地要产生，还有多少人要逃离？

　　一边是繁荣，一边是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