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到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有一个词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强调，那就是“城镇化”。纵观这一系列决策走向，当我们也站在决策者的宏观高度，不难发现，“城镇化”不仅成为在全球经济危机大背景下有效扩展国内需求、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得力手段，更是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三农”问题的一剂良药。

　　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五个一号文件”助推我国农村改革之后，在新世纪，中央连续推出七个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断推出强农惠农政策，有效促进了我国农业发展、农村改善与农民增收。

　　城乡统筹城镇化：从“三农”外部解决“三农”问题

　　与过去几年里促进农民增加收入（2004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5年）、新农村建设（2006年）、发展现代农业（2007年）、加强农业基础建设（2008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2009年）等主题不同，今年的“一号文件”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题，着重强调了城镇化对于“三农”问题的意义，这表明“三农”问题已经不局限在农业、农民、农村内部来解决。

　　“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村中大量剩余人口的转移接纳问题，而这仅靠建设新农村是不行的。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大型城市，造成城市负荷超载，给城市的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而户籍的限制，更是将农民工的根牢牢系在农村，让这一亿多人的群体无法共享城市繁荣。

　　著名三农学者郑风田教授认为，过去的三农战略已到了要进行重大战略调整、集中力量打攻艰战的时候了，这个攻艰战就是喊了多年，但一直未能根本触及与破题的重大问题——城乡统筹。城乡统筹太复杂，涉及太多的部门与问题，包括农民工、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险、粮食安全等等。过去6个一号文件，对此问题一直是回避的，没有根本触及。而今年的一号文件应该是城乡统筹与城镇化破题的一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就“一号文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城镇化的发展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二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的美化，但是没有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

　　城镇化的经济学意义：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

　　“一号文件”重新反省城镇化道路，不仅将大大促进广大农民走向城镇，或许还有更为现实的考虑，那就是扩大内需。中国的投资、出口旺盛，而国内消费需求却相对薄弱。在金融危机之下，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学界普遍认为，扩大我国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正因如此，此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有学者撰文指出，中国城镇化运动蕴含着超过30万亿内需驱动力。

　　据分析，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3倍左右，农民2009年达到年均5000元/人，而城市居民是16500元/人，二者差距11500元。我国13亿人口，如果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将有13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能拉动1500亿左右的内需；如果提高两个百分点，将拉动内需3000亿，这还不包括新移民对住房等产业的拉动。按农民工一家四口人，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有325万家庭需要房子。消费与住房两项加起来数量惊人，将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巨大，潜力巨大。

　　据了解，继家电下乡之后，今年我国将出台建材下乡政策。“一号文件”规定，抓住当前农村建房快速增长和建筑材料供给充裕的时机，把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材下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多种形式支持农民依法依规建设自用住房。

　　有学者分析，在城镇化的基础上推进建材下乡，能够有效消化区域性过剩的水泥、钢铁产能，同时带动建材等相关产业发展，拉动农村消费。相比前期发布的家电下乡政策，由于农村建筑住房面积占全国总建筑面积的60%，且农村及中小城市基础建设薄弱，作为生产资料的建材产品存在很大的刚性需求，建材下乡的效果或将优于家电下乡政策。

　　“城镇化”与“城市化”再论争：探寻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与“城市化”相较，“城镇化”更强调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或者说更强调发展城镇对于农民转移聚集的意义。这个在19年前由学者辜胜阻提出的概念，如今再度引起人们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教授认为，“一号文件”的相关表述表明，我国再次把小城镇作为了我国城镇化的重点，作为了城乡统筹的重点。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鼓励乡镇企业发展，我国不断涌现中小城镇，城市化异常迅速。温州模式，苏南模式，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不过，数量的扩张也带来质量的参差不齐，多数中小城镇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致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更使得多数城镇过早地丧失了发展活力。

　　于是，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鼓励中小城镇发展的城市化道路，认为应优先发展一批大城市，尤其是国际性大都市，产生对劳动力与产业的规模性聚集，以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然而，这些学者也颇为沮丧地遭遇了“大城市病”：交通堵塞、房价飞涨、就业困难，甚至在城市内部出现二元结构。于是，“城镇化”与“城市化”之辩由此展开。

　　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孔祥智教授认为，小城镇的发展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所起到的作用日益明显。这种作用在小城镇与城市的关系、小城镇与农村的关系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方面转移了部分城市功能，减轻了城市压力，不仅改善了城市内部环境，还缓冲了城乡差异所造成的城乡矛盾；另一方面带动了农村产业、辐射农村市场、提高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其中后者是现阶段小城镇在城乡统筹中所应发挥作用中的重点方面。

　　不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教授撰文指出，城市化不等于中小城镇化，中国目前城镇发展的路径应该是进一步发展大城市和大都市圈，来提高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而不是优先发展中小城镇。即使是要发展中小城镇，也仍然要以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为前提。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要两轮驱动，不要因此失彼

　　面对近来高层对“城镇化”的不断强调，有学者不禁担忧，新拉开的城镇化运动是否会干扰已进行三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造镇运动”。不少学者表示，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可能导致造城大跃进，以简单加法快速推进，小村合并成大村，把大村合并成城镇——这是最容易操作、也最容易出政绩的路？径。

　　对此，高层一再强调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是“两轮驱动”，是“良性互动”。“一号文件”中明确表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温总理做政府报告时也指出，要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郑风田教授认为，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与城镇，使农村经济变成“双轮驱动”，即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是我国三农政策的重要战略转移。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局面，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小城镇要发展，要加快，但又要避免急躁冒进现象，所以文件讲发展城镇化要采取积极稳妥地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