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说，中国房地产业的“赚钱效应”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甚至国际资本流入房地产领域，投机炒作之风日盛。而建房买房又过度依赖银行，一旦房地产发生大的波动或逆转，可能对金融稳定乃至经济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必须引起警惕。

　　他说，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机性需求，但其最终效果还有待观察。他认为，中国是人均可用土地最少的国家，而土地又是国有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因此，解决房价上升过快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

　　王永利举例说，伦敦的房子寿命130年，而我们的房子要短得多。因为政府把房地产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地方城市建设热情高涨，恨不得5年就把50年的事情做完。这就必然同时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二是旧城改造制造了大量的住房刚性需求，造成地价、房价快速攀升。

　　他说，中国并不像很多国家那样，为抑制住房投资和投机，开征物业税（不动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及房屋闲置税（包括租金收入特别税）、遗产税，甚至禁止非本国公民购买住房，这就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乃至国际资本流入房地产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集团将大量资金投入非主业的房地产，推动房地产过热发展，并由此带来越来越深刻的经济社会问题。为此他建议，为防止新的调控政策再次成为“空调”，较为有效的措施是尽快把物业税从“空转”变为“实转”。此外，政府还可以让好资源卖出更好的价钱，用其中的高额收益建设廉租房，解决收入水平较低的民众住房需求问题。（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