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42个政策房设计方案的高调展示，一面是对专家评审出的6个最差设计方案名单的低调遮掩，在8月如火的高温中，北京市的政策房规划设计与建设再次成为亟待保障的普通百姓关注的焦点。一件从良好愿望出发举办的善事，却在收获赞许的同时也挨了不少“板儿砖”。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政策房建设本是造福中低收入家庭的善举，为何却常常遭到被保障家庭的质疑？当数量与质量产生矛盾、部门利益与民众利益相互纠结的时候，主管部门及决策者究竟该如何抉择，才能避免为后世留下并不美好的民生建筑？

　　“快”与“好”能否并重

　　8月12日，在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举办的网络论坛上，全经联可续建筑委员会主任开彦透露，他作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邀请的专家参加了42个政策房规划设计方案的评审，参评专家在评出10个最优方案的同时，也评出6个最差方案，“根据专家意见，我一直认为名额太少，因为当时说只给5个。

　　也就在这次论坛结束后，有媒体披露了最差方案的具体项目名称。据全经联一位成员告诉记者，他们随后就接到了相关部门的电话，询问论坛举办的动机和目的，质疑他们为什么披露最差方案的数量与名称。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希望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政府把好事办好。早前，我曾委托北京市规委的退休领导给主管处室负责人带话，表达了无偿参与方案修改的愿望，结果那位负责人却质疑带话的领导管这事干嘛？现在看来，真有点‘献计无门’的感觉啊！”全经联可续建筑委员会秘书长李小宁无奈地表示。

　　“评最差到底为了什么？展示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如果只满足于政府领导认可、开发商认可，老百姓最终却不认可仍然没用！”据李小宁介绍，最差方案名单披露后有百姓反映，有些项目已经开工建设了，“明知最差还不改善调整，这不是糊弄领导和百姓吗？”

　　原首规委副总建筑师谢远骥认为，房子第一要考虑的是永久性，不管是定向安置房还是限价房，建成以后就应该是永久的。不能因为政策存在变化因素，就把房子设计得非常差劲。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住房的功能性和舒适性。“这次展示方案的设计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做得实在是不及格。个别塔楼方案连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都达不到，公摊面积特别大。房子是所有人的，我们要对城市负责。”

　　究其问题产生的根源，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在政策房建设弥补欠账、一味追求数量与面积的热潮中，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冷静思考，调整考核标准，将政策房的建设要求从“又快又好”转变到“又好又快”上来。

　　“现在从上到下只抓数量，项目完工后只看交付了多少使用面积，正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面对亟待保障的家庭，项目审核时有多少人认真执行居住标准呢？容积率、绿化率指标都落实不到户型上。”李小宁表示。

　　8月28日，记者再次获悉，北京市将有包括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旧城人口疏散安置房在内的36个政策房项目试点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建设，投入的公积金总额为208.99亿元。对于这种大手笔的动作，记者既感到高兴又产生一丝隐忧：高兴的是，此举有助于加快政策房建设，尽可能多地满足被保障家庭需求；担忧的则是，在政策房规划质量未得到充分提高的前提下仓促加快建设速度，未来建成项目的整体品质难免不会受到影响，一旦销售遇阻、回款困难，谁能保证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安全，谁来保护公积金缴纳者的利益？

　　开发与设计门槛由谁设定

　　前后两次参观北京政策房设计展，记者时常会联想到中国移动公司“动感地带”品牌的广告语：“我的地盘我做主”。之所以这么想，原因在于参展的42个项目的开发商几乎都是原土地的拥有者，从开发公司的名字上总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至于这种为项目而成立的公司是否具有真正的开发资质、专业水平和实力，似乎并不在主管部门的考察范围内。

　　难道，政策房开发必定由“地主”担纲吗？这种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何时能得到根本改变？

　　李小宁认为，政策房建设必须由城市主管政府一抓到底，依靠区县政府主导此项工作并不合适，往往难以在资金和专业水平上严格把控。在开发企业的选择上，也需要引入竞争机制，不能为了便于操作就将开发权随意交给原土地所用者。“没有竞争就意味着质量的打折。小开发商不能主导这个市场，只有大企业进入，做出样板示范工程，用开发商品住宅市场的经验提升政策房品质，才有助于政策房整体建设水平的提高。”

　　或许正是由于政策房开发商选择条件的宽松，才导致了项目设计水平的参差不齐。政策房设计招投标市场的不规范，人情设计、关联设计也成为设计方案水平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京市某著名设计机构设计师透露，由于时间紧、费用低，他们接到政策房项目设计任务时，通常会交给青年设计师或实习助手完成设计工作。更有甚者，直接交给挂靠的设计外包单位委托完成。因此，所谓的名院名所名人完成的设计方案，未必出自其手。个中原因在于大多数政策房开发商未必懂行，方案很容易过关，他们看重的是如何通过操作政策房项目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审查主管部门之所以轻易通过放行，或许与上级领导要求尽快开工建设、缓解供求紧张关系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政策房并不等于低档次住房，要从研究设计的角度，甚至是制定标准的角度重视起来。我们的政府部门决策者、管理者、开发者与设计者要投入真正的感情，不能抱着施舍的态度做这件事，否则绝不会做好。”一位老设计师如此建议。

　　而在全经联秘书长杨乐渝看来，要做好政策房建设工作，必须尽快建立住房保障法，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力。要根据不同地方，制定相应的实施政策和实施标准。同时，在住房保障法里，一定要把工业化、产业化写进去，使之成为一项强制执行的制度，“政策房不必做得花里胡哨，完全可以定制化、标准化”。

　　就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政策房规划建设工作会议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也表示，今后，政策性住房“晒”规划将成为一种常态，对于设计不好政策房的设计单位，将会影响其资质等级和年检是否“过关”。她强调，政策房设计方案在“开工建设前一定要调整到位，一而再、再而三修改不好的项目将更换设计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