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各种野蛮拆迁、血泪拆迁，基本上都是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开路先锋。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城市繁盛的房地产市场背后，基本上都闪烁着拆迁的魅影，没有强力拆迁，就不会有繁盛的房地产市场，而没有繁盛的房地产市场，就不会有地方政府庞大的土地财政收入。因而，各地之所以拆迁悲剧不断，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诱惑之下，心甘情愿地成为了拆迁悲剧的纵容者，甚至主谋者。换句话说，要想真正突破拆迁困局，地方政府就必须真正从土地财政中抽身出来———很显然，单凭新征收条例，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

　　关于新征收条例，舆论基本上都表现出一个相似的倾向，即，高度肯定新征收条例的立法价值，但对一些具体细节，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比如，新征收条例只是针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但实际情况却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急剧推进，国有土地上的拆迁，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拆迁，是发生在集体土地上的。一个新鲜出炉的条例，竟然不能关照到大部分的潜在的拆迁对象，却只在关注着越来越少的拆迁对象，又如何指望它来破解拆迁困局呢?可以想象，即便在唐福越来越少的拆迁对象，又如何指望它来破解拆迁困局呢?可以想象，即便在唐福珍的悲剧发生之前，就存在着这样的看起来比较良善的条例，但是，唐福珍的悲剧估计还是不大可能避免的，因为，她的房子建在集体土地上，条例再好，也关注不到她身上。

　　再比如，条例规定，危旧房改造，只要百分之九十的人同意就可以强制征收，但这个百分之九十却没有明确界定，人们搞不清楚是一栋楼的百分之九十，还是一个社区的百分之九十，或者其他;还比如，危房改造可以理解，但旧房如果没有质量问题，为什么要改造，更何况，到底存在多少年之上的房子才算旧房?三年、五年，还是三十年、五十年……这些问题表明，新征收条例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面对这些问题，无论舆论还是学者，都希望能够在最终的成文中得到完善。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但必须要看到，指望以区区新征收条例就解决这些问题，是极其不现实的。而且，不要小瞧了地方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的“变通能力”，他们有着足够的本事可以绕开这些条文规定，或者干脆不绕开，直接就将其空挂起来。这种状况下，难道我们还能指望继续出台相关法规来遏制吗?

　　所以，如果想要从根本上化解拆迁困局，只有一条路可走，努力想办法促使地方政府从房地产的巨大利益中抽身而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财税制度、经济结构调整、保障房建设等诸多方面共同入手，只有做到了这些，地方政府才不会被牵涉其中，拆迁困局也就有了真正化解的希望。

　　当然，这般说，并不是想以此否定新征收条例的现实价值，只是，希望这个新条例，能够变成点燃庞大改革的一个引信，而不是单纯地只作为纾解舆论对暴新条例，能够变成点燃庞大改革的一个引信，而不是单纯地只作为纾解舆论对暴力拆迁、血腥拆迁诸多愤怒的“消火器”。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新征收条例是否在技术层面还存在漏洞，都将善莫大焉。——— 毕竟，它开启了终极良善与美好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