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而论，要想通过税制改革来填补土地财政退出后的地方财政缺口，那就必须增加中央税收返还和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加大分税制改革力度。换言之，就是让地方财政切割财政蛋糕的比例大一些

　　中国高房价，很大程度上缘于地方政府对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垄断权，对此，目前已经成为各方共识。

　　据2006～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披露，2006年土地出让价款7676.89亿元；2007年出让土地22.65亿平方米，出让价款未披露。根据2006年土地招拍挂出让均价增幅测算，2007年招拍挂土地出让金应为11475.23亿元（出让均价995.25元／平方米）；根据2006年协议出让均价减幅测算，2007年协议土地出让金应为1288.27亿元（出让均价115.85元／平方米）；两项合计，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应为12763.5亿元。综合上述数据，对比地方财政历年来的收入，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个统计口径看，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本级收入的比例都是不断提高的。以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出让金数额为基准，就会发现，200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不过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6.61%，而到2006年，该比例则上升到了50.92%！可以说，近十年来，地方财政被称为“土地财政”，是非常贴切的。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45%。国外城镇化进程的经验显示，一国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时候，就会停滞下来。按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国外的经验推算，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吃土地出让金，还能吃上十年左右时间，因为到2020年左右，中国城镇化率可望稳定在70%左右。那时，不是有没有地可卖的问题，而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建设用地需求急剧萎缩，即使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估计也卖不出什么好价来。还不算上今后的十年里，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给土地财政带来的冲击。

　　因此，中国财政系统性风险，如果不提前加以解决，那么，后面的麻烦可能就不是高房价这么简单的社会问题了，还很可能牵扯到教育、治安、基础公共品提供不足等一系列麻烦。如果现在不能从制度上稳定下来，那么，未来若干年内，财政系统的问题不时发作后，人们只能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

　　财政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因为它牵扯到利益的再分配。就中国目前的分税制来看，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分税制。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均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能否独立行使立法权，是确定分税制能否成立的关键。如果不具备此种法律主体资格和地位，不能独立地进行税收立法，“分税制”就失去了真实内容，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收入分成办法和税收分级管理办法，成了一种与财政包干、超额分成和按照税种划分收入级次、分级入库的财政管理体制同类的财政管理体制，成了一种按照既定的财政管理权限分别指定有关部门（一个部门或多个部门）负责征收、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没有实质内容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分税制如果不以立法权为核心标准，则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税收管理体制均可称为分税制。就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的分税制，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税收蛋糕问题上如何切割而已。

　　考虑到以上情况，再来考虑税制改革，那就可以很清晰地得出以下结论：必须增加中央税收返还和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加大分税制改革力度。换言之，就是让地方财政切割蛋糕的比例大一些。

　　目前政治体制内能做到的分税制改革，无非有三个：

　　首先是重新划分国税和地税的比例，同时地方和中央共享的财税，分成比例要更多倾向于地方财政，把财权和事权统一的原则贯彻到底。而这就需要中央财政做出巨大让步，多分出一块蛋糕给地方财政。如果中央政府就分税制改革能真下如此决心，恐怕北京诸多“跑部‘钱’进”的地方政府“驻京办”就要消失大半。

　　其次要逐步改目前五级财政（中央、省、市、县、乡镇）为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县）。而这又牵扯到行政体制改革。因为2009年之前，除浙江省外，中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市管县、乡镇一级财政独立的行政体制。原先决策者的打算是，让市级政府财政支援县级乡镇农村建设、统筹城乡一起发展，但后来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市级政府不但不支援县级财政，反而汲取下级财政资源，以支持市级地区公共品供给，造成县乡农村地区公共品供给不足。只有浙江是个例外，因为实行省管县模式，县级财政资源没有被截流，而使县域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有鉴于此，2009年，中央开始全面推广“省管县”模式，不让市财政汲取县乡财政资源。但实际推行中，可谓阻力重重，因为哪个市委书记愿意看到自己下辖的县城搞独立呢？可是省管县的模式不推广开，今后中央返还给地方的财政收入就落不到县级政府手里，最后被市级财政截流了，最终结果还是中国广大地区的公共品供给不足，县级财政还是靠卖地为生。至于乡镇财政级别，自2003年以来，就一直处于被不断取消之中，因此取消的阻力不会很大。现在很多乡镇政府，基本是县政府的派出办事处，或者是市政府下属某个区的街道办事处，影响力日趋式微。

　　最后就是要加大地方人大机构对地方财政的监督力度。目前地方财政尽管不断“阳光化”，但实际上各地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账单仍多有隐晦之处。之所以如此，症结就在于财政分配牵扯多方利益再分配，非常敏感。一旦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逐步增大，地方政府能谨慎对待逐步增大的财权吗？唯一能制衡地方政府乱花钱的，恐怕只有地方人大代表的监督了。（来源：中国财富）

本站编辑:商海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