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由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方案而派生出的概念，突然间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原因似乎只有一个：“贫富混居”这个略带情绪的四字词组，将大家本不乐于提及的收入差距，一下子变成了人们躲在家里也无法逃避的颇具挑衅性的现实。实践却令人尴尬，譬如上海在市中心建经济适用房遭抵制，部分计划也因此搁浅（8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

　　在我看来，混居的梦想之所以照不进现实，根源并不在于资源、权力、财富等方面的殊异，而在于这种差异带来的心理认同上的对垒：土地和住房是所有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和生产生活资料，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公共资源———然而，这种资源不仅是能力与财富的象征，更是等级与序列的条形码：你无法想象骑三轮的小贩和开宝马的富商同出同入，你也无法想象混居为这种断裂制造着怎样落差明显的贫富展台，你更无法想象当混居成为一种并不合适的黏合剂的时候、这种“技术”会为权力带来多少虚妄的公平感与正义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分居从来不是一件坏事，混居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纾解。事实上，与富人比邻易，与财富攀亲难。混居的结果，并不会带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效应，贫的依然困顿，富的依然盈余。从市场经济走过的这么多年来看，“一部分人”的确是“先富起来”了，但所谓“先富带后富”的说法，更多的还是一种道德冀望。那么，混居能“混”出什么河清海晏的愿景，不能不说是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建立贫富阶层之间顺畅流动的社会平台。

　　贫富混居只是一枚“均贫富”牌创可贴，名称与形式意义远大于夸大的“疗效”。房子上的分野，在于贫富上的抛弃与背离，就算地主与佃户天天住在一个屋檐下，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与正义。行政主导的混居，最后的结果也许是：要么各自想办法搬出混居区，免得各自看不顺眼；要么是彼此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

　　江苏 邓海建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