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长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北美民族与种族关系研究中心、华盛顿州立大学比较美国文化系交流学者

　　初识于长江是在一次会议上，其简单朴实的衣着和精辟独特的言论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访中，这位知名的人类学学者，其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让记者唏嘘不已，而他对当前一些热点现象、问题的理性思考，更是超出了记者的预料。

　　理性看待信仰危机

　　有人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信仰危机。于长江坦言，人是不会有信仰真空的，人的头脑，总是充斥着一些观念，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观念的具体内容不同。他说，如果看过去中国百年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历史时期都让人感到“信仰危机”。

　　从清末民初到1980年代，中国社会不断革命，起伏跌宕，每当社会激变的时候，旧观念面临挑战和崩解，新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时，就会有“信仰危机”之感，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又一次让人感到陷入“信仰危机”……“我倒觉得，这种‘危机’，实际上是精神信仰和心态急剧转换状态的感受，就是‘过渡’、‘不确定’的感觉，并不是一切都没有了、都真空了。”

　　今天的中国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疯狂地追求买房、买车、买名牌产品等等，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种“信仰”，一种拜物教，这也算一种“充实”。只不过这种信仰，不能带来多数人的幸福，反而造成很多矛盾和痛苦，所以我们在价值上，不认同这种信仰。

　　对目前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缺乏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的观点，于长江表示，一般意义的“精英”永远有，今天主导社会走向的形形色色的大人物们，也可以叫“精英”，诸如富豪群体、实权官员、社交达人等等，也算“精英”。“如果说缺少，是缺少致力于精神和文化建设的精英，缺少文化转型期特有的那种奋然投身于‘兴灭继绝’伟大使命的精英，缺乏新旧交替时代特有的那种身体力行、开创新精神文明的精英。世俗成就的‘精英’很多，但超越常俗旨趣、以某种超然追求为‘天职’的精英很少，而且分散蛰伏于民间，影响力不大，而名声闹大的，又往往最后被揭露出来是骗钱骗名骗色的江湖骗子……”

　　在他看来，文化精英，应该是一种新文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一种不按现世常规社会逻辑和标准生活的人，他们应该具有一种超越芸芸众生的新的旨趣，在现实中，一方面向人们证明，人可以有不同于一般主流的追求和活法，另一方面，用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感受去启发人们，帮助人们感悟，意识到还存在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新的生活意义。

　　强镇扩权应慎行

　　继2007年浙江省绍兴和义乌实行强镇扩权战略后，最近广东东莞和山东省也相继提出要进行“县级镇”试点。于长江说，国家搞“县级镇”试点，主要是为了解决某些地区镇一级辖区社会经济人口高速发展之后，原来乡镇级的行政机构功能太弱，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和职责，存在责与权的严重不平衡。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整体制，扩大镇的层级和功能，以实现更有效的治理，促进当地发展。

　　同时他也强调，观察思考中国目前基层社会体制的改动，要特别注意各种具体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真实意义。如果这些调整是针对某些发展中遇到的体制障碍，或区域、级别等不平衡发展造成的结构失调，那就是必要的，但这种调整不必象搞运动一样一哄而上，而是应该作为一种日常的、个案化的制度完善手段，具体处理。

　　于长江直言，不管一个地方搞得怎么样，对另一个地方来说，都只有借鉴、参考意义，而不存在“推广”的理由，更不该成为“一定要做”的借口。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不同地区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绝大多数因素和变量，是我们不能完全掌握的，同一种做法，放到不同的背景条件下，会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效果。因此，“我觉得各地治理和发展最好最理性的做法，就是以本地为本，真正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热衷于推广外地时尚时髦好听好看的‘经验’”。

　　然而，基于本地情况探索发展途径是一条很艰难的路——要具有智慧、经验、责任感，又要有开阔的眼界和宽阔的胸怀，又要对本地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种扎实的工作，需要更多努力，更多思考，可能有很多挫折，必须有更多担当，所以人们一般不愿意做。因为太苦太累太风险太负责任，而简单“推广”别人的经验，则是一种相对容易、轻松、少担责任的做法，甚至可能是偷懒和免责的做法……但是，“推广”中隐含的危险，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饱尝了。

　　彻底打破城市的傲慢与偏见

　　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了市民化进程，这一进程既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大调整，也是对社会政策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严竣考验。于长江说，目前农民市民化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发自然的，通过个人的、微观的、多渠道的，逐步融入城市生活。一类是“被”市民化的，也就是由于土地征用等，有些农民被安排变成城市居民。

　　他强调，自发的部分，情况简单一些，而非自发自愿的，被强制的市民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关注。首先在理念上，应该意识到，农民进城，并不是一个欢天喜地的幸福之旅，也未必是什么“提高”、“进步”之类，从人本主义出发，不该热衷于那些宏大叙事的抽象论述方式赞颂农民变市民的“成就”，而应该更多体察到，农民作为一个个个体的人，进城是一种艰难的转型和适应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苦”，应该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具体措施上，于长江建议，应该尊重人们的多种取向，照顾不同年龄、性别、性格等不同人口的意愿和适应能力，分别对待。对于确实愿意并且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可以提供条件帮助他们快速市民化，而那些不愿意、不适应的农民，应被视为一种对于文明传承的敬重和坚守，绝对不该歧视，而是应该尽量延长他们市民化的缓冲和过渡状态，使得他们可以相对缓和地进入城市生活，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发现城市的好处，自愿地转化为市民。

　　作为吸纳农村人口的城市，他直言，应彻底打破城市对于乡村的傲慢与偏见，认识到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作为文明形态的等价性，把城市化视为现代化过程中一种“不得已”的安排，而不是天然的优越……。这种理念，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真正制定“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政策。

　　于长江坦言，一个好的城市，从硬件到规章制度到生活状态，都应该具有“城乡兼容性”，尽量兼顾城与乡两种人口的生存状态和习惯，减少“城”与“乡”之间的差别，避免城乡对立……这种兼容型的城市，是中国未来城乡发展的需要，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减缓社会冲突，释放社会不满，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城市化过程，应该成为城市人和农村人可以共享的一个现代化过程，不应该造成明确的赢家和输家、优势人口和劣势人口之分，不该成为一种制造此荣彼辱和贵贱尊卑的丛林战场……这种“城乡兼容”的理念和实践，也完全符合未来人类生存的远景，符合目前最发达的国家地区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