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媒体普遍关注一条消息，杭州计划3年内建设150万平方米人才专项用房，并实行政府定价，原则上不超过同类地段商品房价格的50%。而在随后出台的相关管理办法中则显示，专项房面积每套至少在100平方米以上。

　　而据杭州市政府网站资料显示，2009年杭州216套突出贡献人才住房中，国企、民企老总或部门主管就获得63套，此外大多被广电、报社、出版社、剧院、医院等高端人才获得，仅有少量清洁工、钳工、中小学教师等不拘一格的“人才”获此待遇。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才房用的都是经济适用房的指标，占杭州同期保障性住房计划一半以上。打着保障房旗号的住房，却给了收入并不低、住房条件并不困难的人群，难怪舆论议论纷纷。

　　某种程度而言，人才房背后反映出了保障房建设中的政府失灵，而政府失灵往往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政府失灵现象一般有两种：一是政府被俘获，即公共权力被少部分利益集团掌握，公共资源为少部分人服务，表现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形式的腐败寻租；二是政府虽然没有站在某个特定利益集团角度，但行为准则出现错误，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利用既没有体现效率原则，造成浪费，也没有依照公平原则，造成社会矛盾。

　　在住房保障建设中，这两种失灵现象都存在。首先，一些地区的住房保障资金似乎成了“唐僧肉”，只要打着住房保障的旗号，谁都能分享。从人才住房保障到公务员住房保障，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仅媒体曝光的经适房分配丑闻就比比皆是，打着“民心”旗号的工程一次次伤了民心。其次，一些地方政府理解有误，认为只要做了实事、有效果就行。反正都是用之于民，保障谁都一样，与其保障“媒体上看不见”的中低收入家庭，还不如保障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才”。

　　正因如此，才有了“富福利”一词的流行，才有了一些地方越是高收入者福利越多、保障越多的现象。如北京、郑州、宁波等地暴露出来的经适房变“公务员专属房”，杭州人才住房成了“老总房”，身价几百亿元的马化腾还可以享受每月3100元的住房补贴等。

　　但是，住房保障资金都是“取之于民”，是纳税人的钱，不可随意分配。且经适房或人才专项房，项目耗资巨大，甚至上亿元，在程序上理应经过人大讨论和许可。尤其是在量大面广的普通中低收入家庭还在等待“雪中送炭”的时候，以保障之名大手笔为高收入或精英人群建房，完全是与社会保障目标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对在住房保障中以弄虚作假套利的个人，应以“骗取公共财政资金罪”论处，对不经人大授权、不在有关法律允许范畴而擅自滥用保障资金，造成公共利益损失的有关单位，也应以“浪费公共财政资金罪”，予以追究。

　　事实上，保障低收入家庭与激励人才并不冲突。高房价之下，确有部分人才面临住房困难，影响了基本生活及其价值的发挥，但政府只应解决“住房困难”，且是“阶段性住房困难”，而不是“购房困难”。笔者认为，修建专项人才公寓可以，但应该“只租不售”。申请“只租”的人才才是真正有住房困难的人才；只申请“售”而不申请“租”的，只能说明根本没有住房困难，只是想在“配售”中浑水摸鱼、套现捞利。

　　上海等地推出公租房制度，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解决人才住房困难，正是这种只解决各类人才“阶段性住房困难”但不给利益输送的思路。在渡过“阶段性住房困难”后，真正的人才都应该能体现出自己的市场价值。否则，便是人才发现与培养机制的问题，而不能靠扭曲住房分配机制来解决。

　　实际上，任何一个群体的购房问题都不应成为政府的关注点，凡是带有产权性的购房行为，其实质都是一种投资，理应交给市场，保障“住有所居”才是政府的职责。这应是住房保障的本意。

　　业界期盼已久的《基本住房保障法》终于传出了动静，笔者也曾参与过一些前期工作。与指望其迅速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相比，笔者更期待以此来规范住房保障行为，防止住房保障之名被滥用，杜绝“保障”名下的寻租腐败和浑水摸鱼，切实保证公共资金确为公共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和谐服务。（作者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