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国土资源部开始了一系列密集的土地违法问责行动，而问责的主要方式就是约谈。在国家土地总督察集体约谈12市县主要负责人的基础上，国家土地督察局派驻各地的机构又分别约谈了云南师宗县、湖北随州市、安徽巢湖市等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对各地的土地违法现象进行严肃批评，并研讨整改措施。

　　约谈，是土地卫片执法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站在行政体系之外观察约谈制度，可能会觉得不够给力。在地方土地违法现象难以遏止、每年都有大量耕地被违法占用的情形下，公众更希望国土资源部门能够拿出更为强硬的措施。但对于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土地督察机构来说，动用何种行政资源开展问责，以及如何设计问责的力度和涉及面，却是一个难题。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就曾经说过，约谈制度其实也是对干部的爱护，是为了避免出现“大批干部倒在问责红线上”。由此不难看出，约谈制度是在违法现象普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折中办法，是通过强化行政压力以督促地方整改，避免问责力度过大而导致地方反弹。这样看来，约谈制度虽然很像是毛毛雨，但它可能是比较无奈也比较理性的一种选择。

　　土地问责与其它领域的违法问责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要给地方政府在用地方面加上一道闸门，而不是要让地方领导干部“付出代价”。从以往的问责情形看，图一时痛快的问责方式效果并不好。有的地方土地违法屡禁不止，干部换了好几拨，但是，被撤下来的干部很快又在类似的岗位上任职，而新上任的干部马上又重蹈覆辙。撤职，这个比约谈更有力的措施，在整治土地违法问题上似乎并不很管用，也很难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这无疑是一个相当诡异的现象。

　　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土地违法现象严重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少数领导干部对守土有责认识不足，或者存在用地偏爱，而是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过于严重，地方干部的政绩考核又过于偏重GDP增长。能上大项目的干部才是好干部，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领导才是好领导，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这种原动力的驱使之下，地方政府对土地的饥渴难以遏制，对土地违法现象的查处则毫无动力，对乱用地的干部则偏爱有加。所以，除非能找到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让地方政府不再以土地生财、以土地换发展，否则，再怎样强劲的问责风暴也不见得比毛毛雨的效果更好。

　　土地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守住红线问题，土地违法现象其实还引发了更多的社会乱象。围绕着征地，无论是合法用地还是非法用地，在不少地区都曾经引起过严重的社会冲突。民生的困窘，社会矛盾的滋生和激化，地方政府与老百姓之间利益难以协调，不同程度上都与土地有关。所以，当人们看到密集开展的土地约谈时，就会想到土地问题在当代的沉重与无可回避，看到现有的发展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并为之思考出路。约谈不是灵丹妙药，但它可能是药引子，约谈所获取的大量信息和它所带来的普遍关注，有可能启动某种重要的变革。这样的想法可能过于乐观，但这种“乐观”其实也包含了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