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虹的逻辑是，两个试点城市的房产税不涉及存量住房，差别化的税率是针对房价的高低设立的。如在上海，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商品房，按平均房价的两倍为界，分别实行0.4%和0.6%两档税率。在重庆购买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的，按前两年平均房价的3倍、3至4倍和4倍以上，分别设定了0.5%、1%和1.2%三档税率。如果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收得少，只能说明价格高的住房卖得少，这意味着高价房的需求低，高价房的价格上涨的概率就小；如果高价房的价格不涨，低价房的价格上涨空间就不大。

　　总体上讲，不管什么税收政策，以没有征到税作为成功的依据，都是荒谬的。所谓税收政策，都是通过征税来实现某种目的，征不到税的税收政策，就像永远不会被援引的立法是一种浪费一样，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如果将征不到税视为试点成功的逻辑成立，那只能说明房产税政策本身是失败的。

　　有人可能会提出，正是由于房产税，才抑制了高价房的需求。房产税相当于一种“威慑税种”，目的并不是为征税，而是为防止房价突破征税的限额。这让人想起了个税起征点的争论。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公布执行了 《个人所得税法》，起征点是800元，当时收入超过800元的人在全国凤毛麟角，所以根本征不到几个钱。这和今天被称为试点成功的房产税非常相像。秦虹表示，房产税抑制高价房的政策意图，意思是说这可以抑制房价突破征税限额。但看看个税征收历史，800元收入征税的界限早被突破，人们并不会因为要征税而拒绝把自己的工资提高到800元以上。同样的道理，房产商也不会因为要征税而拒绝把价格提到征税限额以上，真正的买家也不会因为要征税而不去消费。奢侈品税从来都是高昂的，却购销两旺正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国家征收高额的房产税，房地产交易依然活跃也说明了这一点。更何况根据两地试点的政策，适用面实在太小，所以，所谓“威慑税种”不过是自欺欺人。

　　既然谈不上威慑，试点的房产税抑制了高价房需求的说法就不能成立。换句话说，房产税试点抑制高房价的政策目的就没有达到，政策目的没有达到的试点怎么能说是成功的呢？

　　换个角度看，如果征收的结果本身是客观真实的，少得可怜的房产税只能说明试点的几个月中，上海、重庆豪宅的成交量微乎其微（这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考证），它反映的是房地产市场高端产品的交易情况，逻辑上并不能证明房产税试点的成功。相反，征收数额如此少，恰恰说明试点政策本身有脱离实际的嫌疑。好比向新交易中每平方米1万元以上的房子征税能起到最好效果，但政策却规定每平方米5万元以上才征税，其结果自然征不到税。用5万元/平方米的政策征不到税来证明试点原本应该是1万元/平方米的政策很成功，显然是不对的；由此得出“高价房的价格上涨概率小，低价房的价格上涨空间不大”就更不对了。因为你规定5万元/平方米才收税，这显然已经太高了，它本身上涨的概率就小，而低房价从几千上涨到5万，能涨好多倍，怎么能说上涨空间不大呢？

　　此外，如果说“房产税收得越少说明房产税试点越成功”，而且“意味着高价房的需求低，高价房的价格上涨的概率就小”，既然房产税试点是成功的，对房价也能起到抑制作用，民众现在对高房价意见很大，那为什么“全面开征难度很大”呢？应该是很容易全面开征，而且需要尽快全面开征，以有效抑制高房价才对。

　　总之，如果房产税执行没有问题，只征到寥寥几十万元的结果本身就证明政策设计是有问题的，而政策设计有问题本身又决定了试点不可能真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