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公租房取消收入限制，会不会有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夹心层”的承租者参与争夺公租房？政府公务员获得申请资格，会不会“近水楼台先得月”？

　　据新华社报道，重庆市近日放宽公租房申请条件，取消了申请人收入限制。凡年满18周岁，在主城区工作的重庆市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人员及进城务工、外地来重庆主城区工作的无住房人员都可以申请公共租赁房。同时，参加工作三年以内且没有住房的公务员，也列入了公租房申请人群。

　　在城市“夹心层”群体数量依然庞大，许多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权难以得到稳定保证的情况下，适当放宽公租房申请资格，实际上拓展了公租房的公共产品属性外延，方向值得肯定。特别是赋予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申请资格，既可以起到分流刚性需求抑制房价，优化地方发展环境的作用，也是对当前楼市调控中越来越凸现的户籍制度强化倾向的某种纠偏。

　　问题在于，放宽之后能否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如果公租房供需处于较为平衡的状态，那么上述政策效果会比较顺利地体现出来。然而，重庆计划未来三年建4000万平米公租房，以满足200万人住房需求，今年只能竣工1000万平方米，即使配套建设同期完工，也只能满足50万人的住房需求。

　　这意味着，公租房在现阶段还处于供需失衡当中，还是较为稀缺的资源。而如果对稀缺资源缺乏相应的分配细则，不仅其政策效果可能大打折扣，还可能滋生出新的寻租空间。

　　那么，放宽公租房申请门槛后，要注意解决如下问题：会不会有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夹心层”的承租者来争夺公租房资源？会不会有先取得承租权、然后非法转让用以牟利的事情发生？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是公租房的投资人和所有者，在公务员获得申请资格之后，会不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损害公租房配租的公平性？

　　因此，要让良好的政策意图不跑偏，还是应该设立一定的标准线。一方面，公租房产权人即政府当设好篱笆，保证配租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更有效的办法是引入市场化机制调整公租房供应。比如，普通承租者的收入水平变动情况仍应由税务系统跟进，而公务员的工资调整、升迁变动情况也应该纳入考察，如果超过一般申请人平均收入水平太多，就理应腾退，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腾退的，则需大幅度调高其租金水平。

　　说到底，需要解决的是，未来公租房成为新的市场主体之后，地方政府如何保持自身角色与市场特性之间的平衡。这是保证公租房分配公平性的需要，也是保证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不被异化的课题。这也是经适房遗留下的考问。(徐立凡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