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保护精神商品的消费

    刘俊海表示，此次“消法”修改应当着眼于进一步拓宽消费者权益保护范围，扩大该法的调整对象。刘俊海认为，修改后的“消法”应包括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个别存在的奢侈型消费等，既有物质商品的消费，也有精神商品的消费。

    “我认为立法者应当本着向弱势群体包括消费者适度倾斜的立法精神，适当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降低消费者的举证负担，提高商家的举证责任。”刘俊海称，如果消费者称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而商家坚持认为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么法庭可以要求商家举证，证明争议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

    专家表示，在维权实践中，消费者无法证明经营者的产品有质量问题，虽然在民法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是由于消费关系是非常特殊的民事关系，应当实行“谁强势，谁举证”或者叫“谁得利，谁举证”。

    三类商品交易适用“后悔权”

    刘俊海认为，修改后的“消法”要建立“冷静期”制度，也就是后悔权制度。原则上让消费者在合理期限内可以无条件退货，特别是对于电视直销商品。还要增加消费者安宁权制度。增强公权力的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后悔权制度未必适用于所有消费行为，但三类商品交易活动应当适用后悔权制度：网上交易；先交钱后签合同的消费行为；交易额巨大的消费行为，比如购买汽车、房屋等。

    有专家指出，由于消费者和商家在对产品相关信息了解上的不对等，商品的更多信息只有消费者购买且使用之后才能了解到，因此建立“冷静期”制度，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该权限如果不恰当地提出，会造成交易混乱，因此有必要立法予以规范。

    刘俊海同时表示，希望在修改后的“消法”中引入产品召回制度。他认为现有的“三包”制度只是解决点到点的问题，而召回制度则是解决点到面的问题。所以召回制度对消费者的保护更为根本。与此同时，建立“冷静期”制度和产品召回制度，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企业对消费者诚信就有生存空间，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提高广告欺诈的违法成本

    刘俊海介绍，修改后的“消法”应当提高广告欺诈的违法成本。他认为，现在对于广告欺诈的处罚，大多停留在工商局的罚款，这远远不够。除了追究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责任，还要追究广告代言人等的责任。尤其对于在黄金时段播出的儿童不宜的广告要加大处罚力度。

    刘俊海认为，对于霸王合同，既要用民法理论，通过格式合同解释、效力认定来保护消费者，也要高举契约正义的旗帜。运用政府的公权力建立格式合同的预防性审查制度，把好格式合同准入关。（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