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国际化城市竞争时代
自从1991年考入中国社科院，金元浦从此便在北京扎了根。此后，由于工作原因，金元浦经常要到国内外的许多城市讲学。这让他深感：“当今世界全球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化大都市之间的竞争正在逐步取代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成为国与国之间重要的竞争方式，也成为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格局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他认为，这一点在国际化大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布局，决定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尤其是整个世界传播效应体现的变动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媒介革命的到来、技术手段的升级对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间的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过去，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很多年的努力才能逐步产生影响，北京奥运会让我们看到，现代媒介革命带来的高清晰的电视和数字化网络及各种新媒体，改变了世界的传播方式。就是说，过去我们看到，总是西方国家借助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边缘地带、走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大力传播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传播西方发达城市的品牌形象，这叫作全球本土化。但是今天另外一种情况发生了，那就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全球化媒介革命条件下逐步从边缘走到中心，向世界展示自己。这是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叫作本土全球化或者地域全球化。”
金元浦感慨：“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他说，鸦片战争以来有谁会真正关注中国呢？而一个奥运会让世界44亿人在一个晚上看到了中国，看到了北京这个城市的高清晰视觉文化形象，这是鸦片战争168年以来的第一次。所以，这一刻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北京被全世界所认识，中国被全世界所认识！西方媒体70%以上对中国的歪曲性报道在刹那间不攻自破！
因此，他认为，奥运会作为一项全球瞩目的赛事，其意义已不限于体育。各个城市争相举办奥运会更是基于奥运会对于城市形象的构建、城市知名度的提升给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甚至给这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以及产生的强大效应。“像巴塞罗那，奥运会就是它发展的一个标志、一个分水岭，也是它走向世界化都市的开始。如今，这个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新的创意，叫人啧啧称奇。”
他说，尽管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距离，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却是全世界最快的，可谓举世罕见。“比如，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西宁这个城市，以前是一个内地小城，比较破败，今天已经变成一个美丽的新城。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作为起点城市，它更成为周边地区的核心城市，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我想，这些都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改革成果密切相关，也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
金元浦表示，目前国内城市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形成的三大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态势，同时又表现为与临近的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东京这样的国际城市的一种竞争态势。而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深圳刚刚被评选为世界设计之都，上海明年将举办世博会，说明中国的城市已经进入到世界大城市品牌竞争的最前列。
此外，他还表示，国际大城市之间白热化的竞争会让全球人才的流动呈加速状态，同时人才的流动又会进一步促进城市间的竞争。“人们会寻找一个宜居的、利益最大化的城市来展示自己的才能。像北京、上海等城市汇聚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定居足以说明城市的吸引力。”
文化产业
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金元浦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文艺学教授。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兴起，金元浦把目光定位在对这一新兴产业的研究上。他是较早向中国介绍国外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学者之一。后来，他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研究所的所长，着眼于研究中国文化产业的特色等课题
就文化创意产业在上世纪中国的发展，金元浦认为是分阶段的。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产业主要是在文化部、广电部及其所属的部门展开，总的来讲属于行业内的交流，没有真正改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格局，所以也不被全国城市看好。中央从十六大认可这一产业后，到十七大，全面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尤其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明确，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提出，促进了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在中国各个城市的迅猛发展，今天已经有多一半的省市提出文化立市、文化强市的举措，这同时表明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文化产业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历史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就这一观点，他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从全球角度来讲，世界经历了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一战、二战），以经济制裁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冷战时期），现在进入到了文化竞争力的时代。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对它在世界处于主导地位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麦当劳、迪斯尼、美国大片等等深入到世界各地，这表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也带来世界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更说明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到了如此之高的地位，以至于它被人们认可，具有合法性。而美国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率先进行了产业的升级换代，进入了更高形态的竞争。
从国内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以经济为中心，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当城市人均GDP达到5000美金乃至8000美金的时候，城市的产业结构、人们的消费模式等方面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可支配收入富余后第一要做的事就是投资教育，接下来是旅游、娱乐等，然后是生活类的，文化类的需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产业结构来讲，就是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取得更多的核心技术，过得更高的附加值，而不是总以“汗水大国”的面貌出现。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随着经济能力的增长，物质需求将逐步向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休闲的、娱乐的、体验的��需求转变。人们总要问“活着是为什么”，这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更是个现实的问题。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
3个阶梯
就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金元浦认为，这是中国要走创新型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进行的调整，也是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总体国家构架方式的改变和产业提升的必然。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文化产业的学者，中国文化产业近年的发展速度之快，令金元浦非常感慨。他说，自己非常乐意看到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同时，学者的理性和严谨也使他看到一些问题。他不止一次地公开呼吁，希望政府部门对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保持清醒的估计和科学的决策，全国不同地区发展文化产业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而上。他说：“即使是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内炒得很热，应当看到我们国家仍然是一个制造业为主、（第）二产（业）为主的国家，我们要看到这个基本态势，所以很多地方还是需要做大量的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工作，在第三产业服务业中，走向高端的发展与数字化的融合，要根据各个地区、各个省市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切入点，这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总体的合理的布局。”
鉴于此，他将中国城市群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梯，即东部城市群，中部城市群，西部城市群。而每个城市群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
人均GDP6000美金以上的东部城市群，文化创意产业要做到高科技、全面化，能够走向世界，要在各个方面代表中国和世界大城市之间展开竞争。人均GDP在3000—5000美金的中部城市群，一方面要承担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承接东部城市产业转移的任务。所以中部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一定要与高科技结合。他认为成都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案例。对于人均GDP2000美金左右的西部城市群，由于西部城市的特点普遍表现为工业不发达，但生态文明保护得很好，因此要通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改造，就可以诞生像云南这样被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旅游城市。而这样一种创意产业也适应了西部的发展。
金元浦提醒说，创意产业之所以会被提出，就是要对以往的文化产业加上创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进行新的认识。就是说，新时期的文化创意产业打破了行业界限，打破了地域界限，打破了所有制的界限，尤其是现在需要整体的求新求变，整合各个行业的理念。另一方面，它又会成为一种切实可操作的运营方式，比如其中包括了产业聚集区的方式。目前上海有将近70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北京已认定了21个市级聚集区，还要认定9个，在这30个之外又会有许多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区成长起来。
他强调，这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并且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完整的思路和措施，就像金融是靠创意挣的钱，但是无休止地搞出花样来，就会违背基本规律陷入危机，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文/顾晴 摄影/郑启东
个人档案
金元浦，浙江浦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秘书长、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文化发展纲要》起草工作小组专家组成员、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我国中心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软实力竞争”项目主持人，为北京、云南、深圳等10省区聘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顾问等。
科研成果：发表《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产业》等论文180余篇；出版《范式与阐释》等专著10余部；主编英文文集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等30余种；主持国家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大项目及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等10余个。参与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最近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嘉奖，成为唯一一个获奖的奥运科研机构。从5级车工、青年突击队队长，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元浦对于文学和文化的热爱让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集于一身。而从最初的青年诗人，写诗发文章，到成为接受美学的首倡者，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研究所所长，金元浦也从青海文化名人成为全国文艺理论界、文化创意界如雷贯耳的教授。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学者之一，金元浦对于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感到欣喜，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历史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他指出，中国的城市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上要因地制宜、分级进行，切忌一哄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