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小区维权者的类似噩运也曾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尤其是在那些业主大会尚未召开，而开发商以“先占”原则抢先成立（或选择）了物业公司的小区——因为业主对这些强加于人的物业公司并无认同可言，冲突和纠纷总是在所难免。

　　从社区自治的层面看业主与物业的关系，实则每一个社区之中都蕴藏着一个“宪政模型”。业主就是人民，业主大会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就是人大常委会，而物业公司的合法性应当来源于业主大会的选定及委托，或经业主大会授权之后由业主委员会来选定及委托。有了业主的自由意志和独立选择，才有业主对其自选的物业公司的认同。物业公司的全部权利来源于业主的授予，因此，物业公司的定位只能是一个由业主产生、对业主负责，并向业主报告工作的服务机构。《物权法》之所以要将原有的“物业管理”易名为“物业服务”，其背后的法理渊源即在于此。对业主被侵犯的局面，作为服务者的物业公司是难以摆脱干系的。

　　30年改革开放，于社会转型上有诸多表征。只在居住环境上看，最大的转型莫过于由过去的单位社会转型为社区社会。作为熟人社会变种的单位社会，同样经由熟人社会的逻辑得以维系其秩序，但日益陌生人化的社区社会却让不少人感到茫然与不知所措。由是讼争屡起，纠纷频仍。

　　熟人社会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陌生人社会则是个契约本位的社会。若物业公司的进驻，仍然沿袭着熟人社会的固有逻辑，谁与开发商关系好，谁就“先占”。那么，这类物业公司只会更看重为他的“主人”（作为权力授予者的开发商）服务，而很难树立起为业主服务的理念。要让物业公司从属于业主，除了前面提及的业主们自主、民主选择之外，还需要借助于一份“契约”来规范物业公司的权、责、利，以及物业公司与业委会、业主大会及业主们的关系。这份“契约”就是“业主公约”。在一个小区之中，“业主公约”就是社会自治的最高规范，是“宪法性文件”，也是物业公司不能逾越的红线。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商业小区而言，最为紧迫的就是业主大会的召开及“业主公约”的讨论通过。

　　只有当社区自治在社区有了切实的推动时，社区秩序才能在“业主公约”之下实现和谐。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要赢得业主的选择，就必须先懂得一个基本的服务理念：业主有要求物业服务的权利。

　　就像今年“两会”上总理曾对人大代表说的那样，“你有要求我的权利。”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有要求政府官员的权利；业主代表和业主，作为社区权力的主体，也同样享有“要求的权利”。一个不能为小区业主提供基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业公司，只会被业主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