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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朱大鸣

　　小李是来自河南农村的一个农民工，他的理想就是在城市里能够有一番事业，安家落户，“即使不在上海有一番事业，到我们老家的城市安家也可以”，这是小李的理想。问及他为什么不想回家种地，他说：“现在种地要不了那么多人，在家里只能是闲着，我的出路只有在城市里打拼。”

　　应当说，小李的理想代表了农民市民化的整体方向，也是我国从农业社会逐步过渡到工业社会的一个注脚。由此，我想到，现在内需和外需不振，我们是不是应当大力启动城市化，以便消耗库存，还能顺应民心和城市化的趋势呢？

　　我国以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核心的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的新经济政策取得积极的成效，但是，内需和外需依然不振，还需要开辟新增内需的大道——现在看来，推动城市化进程是增加内需的一条大道，创造新需求还得靠推进城市化进程。

　　我们在危机初期，做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是紧急救援，从供给角度考虑，这些政策是救急的，但很可能增加库存。发改委日前撰文指出，延缓经济的正常调整，这样做会起到短期的强刺激效应，可能增加未来增长调整的风险。过多的信贷无疑将大量流入生产过剩的部门，增加生产过剩部门的投资，在需求仍然低迷的情况下，会加大供过于求的矛盾，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加剧或导致更深的通货紧缩。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时刻，让企业开工可能增加库存，但不让企业开工，增长将陷入停止，症结在哪里？需求不足。现在是扩大内需的时候，但我们扩大内需总要有一个载体，先前说是信心不足，现在信心足了，可还是缺乏一个有效的途径。我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下，应当是重新启动城市化进程增加新需求以便消耗过剩库存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了。

　　现在，很多农民关注的收入不是农业收入，而是自己的打工收入，所以，如何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才是关键。很多农民的新增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在城市中获取的收益，所以，如何提高农民就业的能力以及提高就业机会，才是我们增加新内需的关键。我想，只有让农民工找到工作，他们才敢真正的消费，找不到工作可能会使他们捂紧钱袋子，毕竟，谁都害怕坐吃山空。因此，只有扩大城市化进程，农民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找到工作。

　　当前，横在农民市民化的一只拦路虎就是户籍制度。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城市和乡村对立的二元社会的终结，城乡差距的减小，才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只有农民不断市民化，才能改变中国农业国的地位，这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城市化的深化可以创造新需求，使得中国经济走入新的黄金时代。并且城市化不断地创造新需求，还会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解放新的生产力，特别是被户口管制导致生产力要素人为被压制的那部分需求和效率都能得到释放。现在的户口管制可以转向调控城市的规模上，因为城市化不是大城市的城市化，更多的是中小城市的城市化。

　　我认为，我国的消费和内需总是搞不上去，主要是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导致了我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随着前期经济有些过热，不少政策可以说是在阻止城市化进程，现在必须要消除阻碍城市化进程的障碍，迎接启动内需扩大消费的时代到来。

　　不能让农民“返祖”，即回到老家无所事事，因为这可能会是度过危机的一个办法，但总归不是农民的一条出路。我想，许多农民“在城市里有一番事业，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切实改善”这样的愿望，正是城市化进程的原初动力。

　　（作者系中国资深财经、地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