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之间，政府应当根据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情况，审时度势地对症下药。

    今年6月29日，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表示：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的市民，可以拿政府的补贴自己去购房。目前，该政策正在研究之中。

    政府直接补贴市民，即“补人头”，明显地区别于现行经济适用房制度下补贴开发商利润的“补砖头”政策。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朱亚鹏认为，采用实物(按房)补贴或货币补贴，在特定的时间选择不同的补贴方式，效果大不一样。实物补贴，是补供方(开发商)；货币补贴，是补需方(购房者)。实物补贴将解决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同时也可以有效地稳定房价；但限制了买房者和租房者的选择权——比如区位、朝向等。而货币补贴可以弥补实物补贴的不足——赋予买房者选择权。但是补贴的规则制定有难度，比如发了补贴能不能买到房、补多少才算公平、在补贴过程中如何保证初衷的实现等，都需慎重考虑。

    另外，在房价高时，应该补实物(按房)，这不仅可以抑制房价，同时也能有效地对买不起房的购房者进行补助；而在房价低时，尤其是楼市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则可以考虑货币补贴。

    龙斌认为，与实物补贴一样，货币补贴同样面临监管风险。

    “夹心层”群体扩大，经济租用房何日面世？

    有人不属于超低收入人群，不满足住廉租房的条件，但购买经济适用房，又让他们生活质量严重滑坡。于是，经济租用房，能否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廉价房源的减少，让大学应届毕业生的租房压力增大，应当考虑为他们提供几年时间的经租房，等他们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收入水平提高了之后，再收回房源。”

    满堂红地产研究部总监龙斌认为，现行廉租房制度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门槛过高：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7680元；无自有住房；人均居住面积少于10平方米；5年内没有进行过房屋买卖。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7680元，意味着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640元；而广州最新的失业保险金标准是791元/月。“这样的条件，未免过于苛刻，全广州能有多少这样的家庭？”龙斌说。

    过高的门槛导致为数众多的像王芳这样的人群“望廉租房兴叹”，从而不得不忍受偿还经适房贷款而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滑坡。“王芳们”的存在，甚至让经济学界盛行这样的呼声：“经适房应该取消，因为买得起房的都不是真正的穷人；多盖廉租房才是正道。”

    龙斌分析认为，如果目前正在酝酿的“经济租用房”政策能够顺利推出并推广，廉租房门槛过高、经济适用房负担过重的缺陷有望得到弥补，从而真正起到保障困难群体住房的作用。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早前解释，“经济租用房”是指政府或企业持有一部分房源，并将这些房屋以一定的价格出租给特定人群。

    经租房应面向

    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

    这些房屋租金和居住条件都好于廉租房，是专为特定人群解决居住问题所设定的。“经租房”与“经适房”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住房消费方式，而后者是从政策保障角度出发的一种住房产品分配形式。另外，经适房以新建设的房屋为主，而经租房的房源则包括政府从市场上收购的房屋或开发企业自有的房屋等等。

    今年以来，广州严厉整顿“房中房”，致使房屋租赁市场上的低价房源大量减少；并且，随着广州城中村改造步伐的加快，廉价房源的数量将进一步暴减，届时，在“王芳们”之外，收入水平较之稍高、但住房仍面临困难的“夹心层”群体人数将大幅增多。

    经租房应保障哪些人？龙斌认为，经租房应有别于廉租房，门槛应当调低。应该考虑那些长期在广州务工的农民工，还应该考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廉价房源的减少，让大学毕业生的租房压力增大，应当考虑为他们提供几年时间的经租房，等他们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收入水平提高了之后，再收回房源。”（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