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村土地问题，陈锡文表示，一是农民承包地由于承包关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不愿意投资土地。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则是征地，给农民的补偿太低。

　　陈锡文表示，征地现象在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只不过人家范围较小。在界定公共利益方面，日本采用穷尽法。而美国、加拿大则没有明确法律界定，两国的征地程序是首先政府发出征地的公告，如果被征地者始终不理，则政府可以通过法院起诉，而法院则要求政府说明为何这种征收是出于公共利益，由当地老百姓组成的陪审团根据常识进行判定。

　　陈锡文指出征地补偿低和城市房价高的一大原因是目前工业企业用地价格太低，仅仅是平均土地价格的1/8-1/10。这就导致政府一方面是拼命压低对农民的补偿，另一方面推高了城市住宅用地的价格。因为政府在工业用地亏损的部分，需要通过商业地产城市住宅的收益等部分去补充。因此大部分城市居民在此征地制度下其实也是受害者。

　　陈锡文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的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很难做到，因为企业在用地上成本太低，使其无动力去增加其他方面的竞争力，因为土地囤在手里就是笔巨大的财富。

　　如何改革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

　　陈锡文表示，政府应该只管规划和土地的用途，从所有权属的问题中脱身出来。例如上海国土部门已经在个别地区试点尝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不采用征地模式，农民可以以出租、入股形式参与土地开发。

　　对于这种模式，陈表示需要有个市场机制，用地企业在农民入股比重和租金问题方面都必须跟农民谈判，政府则负责制定公开、科学的规划，逐步从利益争夺的焦点中退出，慢慢变成监管和仲裁者的角色。

　　对于小产权房问题，陈锡文重申了用途管制的原则，如果在农村土地上违反规划擅自建房并向城市居民出售，那就不对。这不是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歧视，而是因为这种房子不符合规划。

　　对于历时已有3年多的《土地管理法》修订问题，陈锡文表示，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今年要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但这涉及到土地管理法中农地征收的一小块，它的出台不能越过《土地管理法》。因此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土地管理法》某一个条款先进行修订，然后再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

　　对深圳目前推出的所谓的“新土改”，陈锡文表示，深圳市市委书记王荣指出到去年年底，深圳每平方公里开发产生的GDP是4亿元，而香港则是12亿元，新加坡14亿元。

　　也就是说，深圳原有建设用地的挖潜空间仍然很大，因此陈表示，如何更好挖潜，而不轻易去使用新增的用地，让其保持既有的状态，可能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更有好处。